1935年1月，红军进入遵义，这是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座重要城市。经历了湘江之战，原本的八万六千名战士仅剩不足三万，大家的鞋已磨损严重，连续三个月无法见到现金。此时，库房被打开，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家中发现了两万多块银元和十几万斤粮食。在攻下王家烈老家的桐梓时，又从山洞中找到了六万多块银元，累计接近三十万块。镇上的一块银元可以兑换三十斤大米，正是士兵们急需的时候。周恩来立即下达命令：将所有银元统一封存，一块都不允许私人使用。

有人对此感到疑惑，认为买点粮食应该没问题，但周恩来考虑的显然不仅是这笔小账。红军从成立之初就有明确规定：所有缴获的物资必须归公。早在1934年11月，《红星》报就专门强调过，这些资源属于全军，需集中调配。湘江之战后，部队人员减少过半，组织不稳定，如果让“谁缴获谁优先使用”成为常态，那么后到的部队就会饥饿，这支已经濒临崩溃的军队，散伙的速度甚至会比战斗还快。

然而，封存并不意味着静置不动。这笔钱被用来发行“红军票”，以银元和食盐作为信用支撑。居民用银元兑换纸币，再用纸币购买价格合理的盐。红军进入城市前，一斤盐要一块银元，而红军之后，一块红军票则能换七八斤盐。这不仅活化了市场，百姓得到了实惠，红军也成功获取了粮食和其他物资。

在红军即将离开遵义时，市民手中仍持有红军票。国家银行在热闹的街角设置了三十多个兑换点，提供优惠的兑换比例，整夜开放，红军离开后，遵义街头没有留下任何废票。后来“扁担银行”在陕北清点家底，除了正常开支，未有一块银元遗失。

还有一个细节，红军总部暂住在柏辉章的家中，警卫员魏国禄在打扫时捡到一枚金戒指，出于好奇戴上了。第二天送水给周恩来时，被叫住。周恩来没有生气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你明白‘一切缴获要归公’的意思吗？”魏国禄立刻意识到问题，赶紧上交登记。在周恩来看，这枚戒指与三十万块银元没有区别。如果今天允许留戒指，明天就可能随意使用银元，最终整个队伍的纪律就会松散。

这样看来，那句“一块都不许动”的命令不仅关乎金钱。在遵义会议期间，会上正在重新思考方向，银元则被严格封存，维护着底线。只有这样，一支连自己缴获的财物都不敢挪用的军队，才有资格讨论未来的道路。最终，这三十万块银元变成了粮食、药品、鞋子和伤员安置费，全都为通往陕北的路程服务，精准无误，也是一份珍贵的承诺。